这本来是讲筮法形成过程的，但从中可以引发出一套宇宙论思想。
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⒋从文本分析来看，《性恶》不是一篇完整的论说文，而是像《子道》《法行》一样的杂言杂语的汇集，是荀子学派对人性观点的汇集。
古代没有书名号，人与书不分，就是说荀子这个人和《荀子》这部书不分，后人就会误认为整部书都是荀子写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告子的人性论可以说是纯自然主义的，不太关心善的问题。仁义礼智这样一些东西，有没有命？君臣能不能相遇，贤者能不能相遇？这里有没有命？这是有命的，但君子并不认为是一个命的问题，而可以归结为《周易》所谓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讲人皆有不忍恻隐之心，理、义内在于人的情感生活，具有先天的内容。这样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孔子。
这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哪一家王权的固有属性，关键看谁更有德行。这两点可以证明，在孔子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必要来正面确立性善论，但是它依然为本，本就隐含着性善的指向。……以《孟子》释《论语》，无不了然明白。
到清代，唯气论的潮流乃一发而不可遏，王船山、颜习斋，先后不相谋的都讲唯气。近代学者缪篆释《易》深受焦循易学启发，其以《周易》为公式之书，而《论》《孟》等著作为例题之书。章太炎与钱穆，皆以戴学更近于荀子思想之脉络，而依托于孟子之名者。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之宗旨，认定戴震哲学孕育于清初以降针对宋学反玄学运动的潮流之下，是一场堪称范式转移的建设新哲学思想革命。
凡言象数者，不能外于《易》也。（参见同上，第324页）故理只是事物间的某种内在规律，可通过经验和实践得以把握，即所谓自然之条理，而非理一分殊的实存，天下万事万物无非是实体性质的阴阳五行的气化流行，故气本论成为戴震探讨的理气先后问题的最终指向。
有学者经爬梳后指出：在《孟子》中‘欲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种类，而这些欲求与道德失败的关系也并不相同。情可以为善，此性所以善……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同上，第153-154页）朱子与戴震不仅未必相互抵触，甚至可互补彼此之缺失。在这一戴震未及阐发的问题上，焦循呈现出试图统贯天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哲学追求向度，而不再矻矻致力于宋学脉络上的理气先后、理欲之辨这些旧范式中的老问题。
（《焦循全集》，第2505页）焦循释经之法，仍然采用传统的训诂学形式，但实质上已表现出比较哲学的径路。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
焦循在《加减乘除释》中提出了有关数量运算的基本原理，在关于数量运算的众多规则中，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这最基本、最主要的五条规则均有涉及，焦循还对其作出准确的阐释。此如钱穆所说：东原谓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小注：《疏证》卷中）是已。
戴震既然否定了理为一本万殊的先天性存在，而以之蕴于万事万物，错综条贯，是为条理，其《孟子字义疏证》谓：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焦循所作的工作，即将旁通、相错、时行等规则当作类乎加减乘除的步骤进行组合，不断增加条件反复推算，直至两端得出同一结论，就算论证成功了。
（黎靖德编，第1417页）在工夫论上仍以存理灭欲为务。一、戴震新义理学中蕴含的宋学范式章太炎早年对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与晚年有所不同。是东原之所指为性者，实与荀卿为近，惟东原以孟子性善之意移而为说耳。焦循易学利用数学形式阐释他对世间万事万物规律和原理问题的理解，确实表现了他天才的预见性。（钱穆，1997年，第399页）章太炎在《释戴》文中于此疑亦早有论及：戴震资名于孟子，其法不去欲，岂孟子意耶？章氏的看法也是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3-124页）。在戴震看来，宋儒之中唯张载之说不以理为别如一物，故以其说于《六经》、孔、孟近矣。
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参见《谭嗣同全集》，第291页）认识通或平等的方式亦要经过类似数学思维的参伍错综，并试图用代数演之（参见《谭嗣同全集》，第292页）。
或者说，由于先秦元典语境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存在相当宽广的解释张力，因此，戴震也可能受到荀子思想的启发。朱熹谓人欲隐于天理之中，其几甚微（同上，第1282页），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则与之针锋相对，理者存乎欲者（《戴震集》，第273页），人之感物而动，则欲出于性。
建立这些联系乃是基于某些词或短语之间的相似性，甚至是某些段落的叙事‘结构之间的相似性。1923年，胡适撰《戴东原的哲学》，认为戴震思想开启风气，使清朝中叶的学术史起一种重大的变化。
首先，关于理气先后问题。就焦循哲学而言，胡适谓在那‘襞绩补苴的汉学风气之中，要想打破据守的陋气，建立有系统条理的哲学思想，只有力求通核的一条路。显然，无论所讨论问题的范围抑或方式，戴震虽有其新思想，但仍是宋学之旧途径，仍是用宋儒的那些基本概念来展开自己的不同阐释，其论锋所指，与其说是朱熹哲学本身，毋宁说是被俗化或泛化了的民间理学观念。故侯外庐认为，焦循易学据数学立基，是从‘数量关系上看事物演变的形式主义的均衡论（侯外庐，第548页）。
其所谓实测，即数学运算的思维，就旁通说而言，其动态平衡的均衡论表现在类乎数学运算公式的等式思维，这可以从其数学作品《加减乘除释》中得到启示和印证，该书旨在论述数量运算规则，也是我国古代对数学进行理论性研究的最早著作。其《易图略》总结的规则是：凡爻之已定者不动，其未定者，在本卦，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
解者不知旁通之义，则一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其证十六也。（同上，第９７８页）小畜䷈与小过䷽二卦本非旁通关系，小畜的旁通卦是豫卦䷏，小过的旁通卦是中孚卦䷼。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义理学著作的哲学体系建构，当立基于《孟子·告子上》中这段论述：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由此可见，戴震恐怕正是受到了张载以降气本论观念的启示，而继有发明。
（同上，第975页）根据每组旁通卦的爻性与爻位，焦循将所涉及的十二爻区分为定与未定两类。盖《易》隐言之，《论语》显言之。其文简奥，惟《孟子》阐发之最详最鬯。（章念驰编订，第307页）章太炎不仅断定戴震的经学考据成绩有限，竟以戴学之学术归属应为宋学家，显与他早年的评价大为扞格。
解说卦象即是表示吾人对于世界之知识。（同上，第976页）荀爽的升降说，意指乾升坤降，即以乾䷀、坤䷁两卦为基本卦，其中二为阴位，五为阳位，阳爻在乾二位时当上升于坤五位，阴爻在坤五位时当下降于乾二位，乾爻升而成坎☵，坤爻降而成离☲，而阳爻得五之阳位，阴爻得二之阴位，此称得位。
（参见同上，第123-124页）章太炎早年对戴学的评价以肯定为主。以其言皆源于象数，而其用在于制器。
但到了晚年，对戴学颇多负面之论，1932年他在北师大的讲座稿《清代学术之系统》中说：江永弟子有金榜，曾作《礼笺》。在《说林》中章太炎更强调：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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